中新网上海新闻11月25日电 (记者 许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近日受邀在上海交通大学“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主题讲座上发表主题演讲，讲述“中国未来城会怎么样，乡会怎么样”，他分析了中国乡村衰败的根源，也给出对未来城乡结构转变方向的思考。

本次讲座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主办，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协办。

“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在结构转变中被大家忽略的问题，我们看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本质，除了城市和工业，更重要的是看乡村的变化。”刘守英表示，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只带来了农业GDP份额的下降，农业就业份额依然占比将近三分之一，农业成本利润率也呈现下降趋势。而且在城市化率达到将近60%的今天，中国的乡村反而出现了衰败的趋势，与世界各国的情况相比有些“反常”。

通常，一个国家的结构转变关乎国家发展，其核心就在于国家“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工业份额和城市化率的上升都是体现结构转变的指标。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结构变迁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农业占GDP份额与农业就业占总体就业份额均出现同步下降，农业回报率提升，在城市化率过半后还出现了郊区化的城乡融合现象。

刘守英提出，社会结构的转变方式决定了乡村结构变迁的方向，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结构转型并未给乡村带来活力。中国社会结构转变的历史导致农民离土程度小于农民对农业经济的依赖程度，农民的入城率小于农民城市经济活动率，农业要素无法重新组合，中国的乡村转型才因此遇到了困境。

他判断，乡村振兴的合理路径需要实现城乡由“通”到“融”，重构乡村产业结构，实现以要素组合为核心的农业工业化。

“城市对乡村新的需求提升了乡村的价值，为单纯以农业为主的产业增加了许多功能性，实际上形成了围绕农业产业的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刘守英提出，这种城乡关系的转变有赖于两个特征的“革命”。首先是农民的代际革命。农二代比起农一代来说更加期望融入城市经济，对职业选择和置业都更加重视去农化，在乡下建房与在城里买房的比例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情况。而且，农二代更注重子女的教育，80后的农二代有70%的收入都在城市中被消费掉，只有30%汇回乡村，相比之下60后的农一代有60%的收入都会汇回乡村。第二个方面则是农业的产业革命，随着粮食安全管理观念的变化，国家开始鼓励对除主粮外的其他农产品进行市场化，这种观念转变为农业经济活动创造了特色化发展的可能性。

刘守英认为，城乡型中国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村庄的未来会是什么？“我自己的观点是，在整个中国未来三十年期间，村庄不灭，村庄的功能不灭，村庄是一套制度装置。”

在他看来，“活业”“活人”“活村”才能带来乡村振兴，而三者的发展顺序对于乡村振兴是否真的能够开展起来也十分重要。刘守英认为，乡村振兴的顺序要先“活业”，产业发展起来，才能“活人”，有人看到机遇后愿意留下来从事这项产业，最后才能“活村”。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先“活村”，结果很可能是一直都只有几个示范村有发展，其他村庄依然逐渐衰败，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发展顺序的重要性。

“中国未来的乡村有没有戏？有戏的，但是不能瞎来；中国未来的城市有没有戏？也有戏的，但是城乡必须要融合。”刘守英说。